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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中国古代，“廉”是指人对待财利的一种正确态度。古人云：“临大利而不易其义，可为廉矣。”廉的基本要求是不取不义之财，不贪不义之利，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义利观。在这种义利观指导下行使公共权力的行政过程其实就是廉洁从政。要求官员能够做到廉政，那么最根本的源头即在于官员作为一个普通人，首先具有正确的义利观和道德标准。

　　古人崇尚“慎独”，实际上就是将对自我的道德要求逐步内化为日常行为规范，规范自我言行。无论环境如何变换，这种已经内化的行为规范都不会发生变化。在当前，只有廉政文化以切实可行的方式“浸润”、“熏陶”人们的个体实践，廉政文化建设才不致落入空谈的窠臼。廉政文化建设应促使公职人员和其他社会成员增强对是非、善恶与美丑的辨析评价能力，从而令其更加自觉地认同廉洁的价值理念，并且将之运用到工作与生活中。

　　在中国，家庭对个人的影响远大于西方，在较长期的家庭环境中，家庭成员可以经常把他们对世界、对社会的看法，对廉洁从政的理论、价值的认识，直接或间接地进行沟通和交流，引导家庭成员从思想深处树立廉政意识。被明太祖朱元璋赐封为“江南第一家”的浙江浦江县郑义门家族，可以说是以儒学治家的典范。这个家族深明“俭可养廉，奢则生腐”的道理，特别在“家规”中制订了惩治贪赃之徒的“家法”，即“子孙出仕，有以赃墨闻者，生则削谱除族籍，死则牌位不许入祠堂”。在宗法谱系意识很强的传统社会中，家规对入仕者具有很大的震慑力和约束力，因此郑氏一门中所出的一百余位官吏无一贪赃枉法。

　　在家庭之外，官员最主要的活动范围是办公场所，因此健康积极的官场文化是廉政观念成长壮大的最佳土壤。中国古代的官场文化现在似乎是经常受到诟病和批判的，但是其中实际上存在许多积极的方面。比如在传统社会流传甚广的官箴书，主要内容是官员记录自己总结的从政经验和为官之道，这类书在教导后辈从政经验时往往十分强调廉洁为官。明朝官员郭允礼的《官箴》曰：“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”，“廉则吏不敢欺”，“廉生威”。这种重视廉洁的劝诫在官箴书中历代都有，对于各级官员，尤其是初入官场的新人，起到了潜移默化的规劝作用，在传统社会的官场中营造出了良好的政治氛围。

　　历史和现实中的腐败问题，绝大部分并不是由于缺乏是非善恶辨别能力而发生的，完善的个人道德虽然可以帮助人们做出正确选择，但并不能保证人们总是做出正确选择，这种时候人所生存的环境往往对其具有重大的引导和规范作用。因此，廉政文化建设要善于利用各种社会约束力，积极推进廉政文化的社会化，使廉政不仅仅成为为官者本人需要严格恪守的准则，也成为社会各个细胞共同要维护的道德底线。

　　制度支撑：廉政文化建设的制度维度

　　廉政文化建设需要与之配套的制度支撑，如此一来才能形成对公共权力的有效监督，构建出一整套维护廉政文化建设的规范体系。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，“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，甚至会走向反面”。从根本上来看，腐败问题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制度根源，实现制度适时有效的支撑是廉政文化建设的关键之一。

　　以往我们常强调古代国家的“人治”特点，忽略了其政治制度建设方面的传统，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制度设计是很巧妙和完备的。

　　首先，中国古代很早就发展起了一套严密的公文制度，在公文运作各环节的监察，是行政系统内部监察的重要体现。唐代各级官府中存在的勾检制，就是行政系统内部的监察制度，其中尚书都省是全国行政的勾检总署。勾的意思是在文书上署名画勾，著明日期。检的意思是核对文书是否按照法定的日程进行批办处理。用唐代的法律术语来说，就是“检者，谓发辰检稽失，诸司录事之类。勾者，署名勾讫，录事参军之类”。失，就是公事失错，是处理过程中违反制度规定的行为。稽，就是稽缓、稽程，是在处理过程中没有遵守制度中有关日期的规定。这两种行为都是妨碍行政效率的因素，都是唐代勾检制度加以防范的。相关官员要在文书上签署姓名和“检无稽失”之类的字样。从而有系统地实现了在行政体制内的监督和纠错。

　　其次，我国历史上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监察制度和较为健全的监察机构。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是一个起源、发展和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。其中国家监察系统逐渐从行政体系中独立出来，行政系统内部监察与国家监察相分离，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。秦汉以来一直到宋朝，监察机构基本是宰相机构的下级机构，御史台长官没有取得与宰相平等的地位。到元朝，则中书省、枢密院、御史台三足鼎立，御史台的权位大大提高。到明朝设立了都察院，都察院的都御史成为与最高行政长官六部尚书并行的国家最高官员，合称“七卿”，这是监察系统的独立化发展。监察系统的独立，使监察权独立于行政之外，有效实现了对整个官僚体系的监督和制约。

　　再次，除了监察系统之外，中国古代还有相应与之配套的官员考核制度和法律法规，共同构成一个制度体系，起到防范贪污、严惩腐败的作用。仅以唐朝来说，相应制度就非常丰富。在管理考核方面，有将官员考核和廉洁从政联系在一起的“四善二十七最”考课标准，其中“四善”是对所有官吏在品德和才能方面的共同要求，“二十七最”则是根据各官署职掌之不同在才能方面提出的具体标准。“四善”之一即是“清慎明著”，强调为官者清廉谨慎。在惩治贪污方面，成书于唐代的法律典籍《唐律疏议》针对官员在不同情况下贪赃枉法行为规定了各种处刑标准。书中界定了六种非法获取公私财物的犯罪，即“六赃”，在量刑上，对于官吏以权谋私、贪赃枉法的行为，唐律中均规定了较常人犯财产罪更重的刑罚。对同属受贿的“受财枉法”、“受财不枉法”两种类型职务犯罪，唐律规定了不同的量刑标准，并且对“事后受财”也规定了惩治标准，使得各类职务犯罪均有具有针对性的量刑标准。

　　行政制度、考核制度和监察制度在我国历史上的充分发展和丰富经验，成为我们今天廉政制度建设的重要资源。同时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向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”努力奋斗的历史际遇赋予制度建设更多的时代内容。一方面要建立健全行政权力的运行、监督和制约机制;另一方面要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，坚定不移反对腐败，防范和惩治并行，切实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。

　　在廉政文化建设中，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许多优秀资源，为现代廉政文化建设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文化根基。当然，廉政文化建设也要积极响应时代进步的历史要求，推动理想信念的与时俱进，创新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，整合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，创造性地转化为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的积极因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