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风起于青萍之末，历朝历代在出现大乱之前必定有一些征兆，能够洞察世事者实属高明。中国历史上也不乏这样的高人。春秋时期，吴王夫差通宵达旦地在姑苏台欢宴饮乐，伍子胥劝谏他不听。伍子胥就断言：“吾见麋鹿游于姑苏之台也。”不久，越国伐吴，吴国战败，姑苏台被焚毁。魏正始七年(公元246年)，大臣得来劝谏高句丽王宫骊不被采纳后，他就指着高句丽的王宫说：“立见此地将生蓬蒿。”不久，高句丽国被灭，宫骊竟落得只身逃命。晋惠帝永康九年(299年)，大臣索靖看到天下将乱，指着洛阳宫门的铜驼说：“会见汝在荆棘中耳!”然而，西晋宰相何曾同样也预见到天下将乱，可是他的做法却和别人截然不同。这恰恰是何曾的人生悲剧所在。
“八王之乱”之后，西晋政局动荡，社稷飘摇。晋怀帝永嘉三年(309年)，尚书何绥遭诬害被杀，他哥哥何嵩痛哭流涕地说：“我爷爷(何曾)怎么这样料事如神啊!”他们的爷爷何曾当年是晋武帝的开国元勋，并是当朝宰相。何曾经常陪同武帝参加宴会，回家之后，就对儿子们说：“皇上开创基业以来，每次宴会我都参加，从没有听到他讲到治理国家的长远打算，仅仅谈及日常琐事，没有给子孙后代作长远打算的办法，他自己这一辈子还可以过下去，后代怎么办啊!你们好像还可以免祸。”又指着孙子们说：“到他们一定要惨遭祸乱。”后来，果如何曾之言。在惊叹何曾料事如神的同时，也以此警示众人：千万不能这样苟且偷生。
何曾眼看皇帝放纵却不加规劝，看到国家出现危机，大乱在即，他应该算是一个很有见地的政治家，但作为晋武帝的肱股重臣、当朝宰相，他却没有尽到职责。他眼看晋武帝一步步将江山社稷葬送到丧乱的深渊，却袖手旁观。当时宫女近万人，武帝就乘坐羊车，随意任羊拉着在后宫游走，羊车停在哪里，他就在那里宴寝。宫女们为了吸引羊车能把皇帝引来，就竞相把羊爱吃的新鲜竹叶插在门缝，利用羊喜爱盐的习性用盐水洒扫庭院，以致武帝荒废政事，而公开卖官比东汉桓帝、灵帝都厉害。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臭名昭著的王恺、石崇斗富就出现这个时期。伍子胥等人尚能劝谏君主的过失，虽不能用但也算尽职尽心，死而无憾。何曾则不同，他能洞若观火地看到君主之失，预见天下将乱之势，竟在当面一言不发，只是回家窃窃私语，说三道四。
他的放任给国家和家族都埋下了颠覆的祸根。何曾看到天下将乱的端倪之后，不仅没有劝谏皇帝，自己也是及时行乐，得过且过。他过着奢华至极的生活。日常使用的帷帐车驾和服饰，质地和工艺都要求精美到极致，饮食供养，都超过了王爷。每次参加皇帝的宴会，都吃不下御膳，武帝就特许他吃自己从家带来的精致食物。他每天仅伙食费就超过一万钱，还说膳食没有味道，没有可以下筷子的地方。
声名显赫的何曾大家族，从何曾自己开始奢侈，儿子、孙子两代，变本加利，最终走向灭亡。史载：其嗣子何劭“骄奢简贵有父风”。到了孙辈时，生活更加奢侈，其最终结局可想而知。从西晋开国到永嘉末年，仅仅四十多年时间，曾经显赫至极的何氏大家族竟然没有一人能够幸免于难。归根到底，何曾自己正是灭家亡族，断子绝孙的始作俑者。
正如《资治通鉴》总编辑司马光所评价：何曾私下讥讽晋武帝晚年偷懒，得过且过，没有深谋远虑;他看到天下将乱，子孙难逃祸乱，似乎很高明;但是他自己却超规格地过度奢侈，并且让子孙传承他的遗风，最终以骄奢亡族，他所谓的高明又何在啊。而且他身为宰相，明知自己的君主有过失，不当面劝谏而是回到家中在背后私议，也绝对不能算作忠臣。可见，何曾的“高明”以及言行，于国、于家、于己、于人最终都成为千古遗恨，既祸国殃民，又贻害家族、坑害子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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